杠杆配资公司北京贝贝特杨晓燕：判断一本书的好坏，深层是共情能力

【编者按】前不久杠杆配资公司，第一财经团队在北京访问了2024年度人文图书的出版方，包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后浪出版公司、理想国、北京贝贝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中信出版集团·前沿和图灵文化，共8家机构。编辑们向第一财经讲述了好书背后的故事。

近两年，各机构都对市场的波动有明确感知，从策划、销售、推广到与读者沟通都比以前更“卷”，但出版业仍在积极捕捉文化潮流方向，满足读者需求。当然，“运气”也一直是上市后能否畅销的一个不确定却很关键的因素。当好运降临，编辑们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北京贝贝特总编辑杨晓燕（摄影记者/王晓东）

杨晓燕握有一张气势壮阔的待出书目单，里面每一本书都能让她兴奋地讲上好久。晚春时节，在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俯瞰老城区的高层办公室里，她翻到《树儿》一书的后勒口，语词密集地向我们介绍起这些作品：从书写印度天价嫁妆的《金色绞索》到关注职业教育现状的《中职教育》，从研究网络新型恋情的《虚拟恋人》到观察俄罗斯底层世界的《三号宿舍楼》……似乎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打断这位滔滔不绝、充满激情的出版人。

这些图书，归总在“不一样的社会观察”系列中，记录了北京贝贝特总编辑杨晓燕和她的团队在过去五六年间关切的话题与走过的路。“你心里有什么，眼里就有什么。”杨晓燕说自己始终相信，怎样的心灵会关注怎样的世界，“出版的内容是很反映你的价值观的，而我们一向对社会的变迁比较敏感，对弱势群体比较关注，觉得出版总要有点现实关怀”。

不一样的写法、不一样的受众

五六年前，当“三和青年调查”的选题辗转落到杨晓燕手上时，它已经在各家出版社漂泊了近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丰与学生林凯玄合作的这部作品，看上去并不像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学术作品。

深圳市龙华区三和市场周边，聚集着一群看似潦倒的年轻人，他们以日结的方式工作赚钱，过着好像朝不保夕的低成本生活。田丰第一次听到“三和大神”这个词，是在一次朋友小聚的饭局上，此后他开始持续关注起这个不太寻常的群体。“中国社会处在剧烈变革之下，很多社会现象转瞬即逝，在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完成之前，某个现象背后的社会事实可能就已经消逝了。”田丰在《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正因如此，在学生林凯玄加入并前往三和进行了半年的“沉浸式”田野之后，他们决定采用白描手法，去尽可能贴近地描述三和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

读完稿子，杨晓燕觉得不错，立即送选题会全体讨论，随后就签约了。《岂不怀归》出版后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舆论也开始讨论第三代农民工的出路问题。

半年后，田丰找到杨晓燕，提议联手来做一件事情。“社会学家研究的都是中国当下的议题，但发表的内容只有小圈子里的人看，没有被更多的人关注到，也没有影响到更多的人，非常可惜。”田丰提议，给年轻的、有理想和志向的青年社会学者，提供另一种可能——面向大众的写作。杨晓燕觉得特别有意义，于是，田丰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作为发起人，出版社作为承办方，“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活动落地了，公开征稿、选稿，举行线下恳谈会，优秀的作品和作者有望获得出版的可能。

从2021年到2025年，连续五季，这个面向全社会征集的活动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选题视野越来越开阔，选题内容也越来越有厚度，来稿质量越来越高。2024年恳谈会后，有三个选题签约后进入了“不一样的社会调查”出版序列：其中，《树儿》是一位双相情感障碍的全职妈妈养育孤独症女儿的手记，已于2025年3月出版；《女性本性女性敢性》聚焦当代年轻女性的感情与性，即将完稿；《县城里的夹缝人》则关注那些厌倦大城市、回到家乡的人所经历的碰撞与挣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可以问世。2025年的恳谈会上，清华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后杨芊芊，讲述了她对北大本科生“表演性学习”的调研和观察，预计6月会完成书稿。

北京贝贝特总编辑杨晓燕办公室（摄影记者/王晓东）

“‘不一样的社会调查’系列希望能够反映中国当下的种种现实，典型人群的现实，或社会某个层面的现状，也希望随着图书出版，某些人群或事情被关注到，整个社会能由此变得更好。”杨晓燕说，系列的出发点是想获得更大的影响，必然要考虑受众，因此所谓“不一样”，既是与传统的社会学作品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也面向不同的目标人群。

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专家，写一本书除了征稿活动，杨晓燕也到一年一度的中国社会学年会“捞”作者和选题，系列中即将出版的《金色绞索：揭开印度“天价嫁妆”的面纱》《机器霸权：技术升级下的劳动变迁》即是会上所遇所得。

但更多题目，来自她和团队的现实关切。以2024年出版、获评第一财经年度人文图书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为例，几年前“小镇做题家”话题火热之时，杨晓燕和她的同事就开始在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内找寻学术背景和写作能力都比较好的写作者。“找到了研究教育社会学的谢爱磊。当时他已经做了七年小镇做题家的田野，我还是挺相信一个学者为他的田野所付出的时间的。”她开玩笑一般说起，图书出版时，又三年过去了，小镇做题家开始被污名化。但这本书以翔实的数据、生动的案例，呈现了农村与小镇青年的个人历程如何与宏观的社会进程相纠缠，由此揭开了比既往讨论更深入、复杂的现实语境。

丁瑜的《虚拟恋人》则是“命题作文”。编辑宇昕希望了解网络时代与虚拟对象（比如AI）谈恋爱是什么样的，但放眼全国没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他们想到了一直在做性别研究，颇具才华、视野独特的中山大学社会学学者丁瑜，但彼时正是疫情期间，丁瑜的爱人就是一位主治医师，她觉得人们对医生非常关注，但又不真正了解这个群体，所以她当时更想做关于医生的调查。杨晓燕颇为鼓励，让她写作起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她主动联系我们，说愿意接受我们的命题作文，先写‘虚拟恋人’，从那以后，她在学生和年轻人中做了很多关于虚拟恋情的线上调查，参与者甚多。”这部作品目前已处于收尾阶段。

“如果我们想搞明白一个话题、一群人的生活状态，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真正的专家写一本书。对于中国现实的种种现象，只要是有积极意义的、有社会价值的、能在一定尺度内探讨的，又适合以书的形式表达，我们就会去找相应的作者。”杨晓燕说，“不一样的社会观察”系列，正是她和团队用五六年时间探索、积累的作者和书目。

她和伙伴们努力挖掘最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因为“不是最优秀的作品，就可能遭遇市场的滑铁卢，出版天生就是这样一个准则”。总结多年的出版生涯，她相信一切归功于作品，“好作品自然会不胫而走，有点小风就能燎原”。

遇到好作品她感到幸运，找到好作者更是让她喜悦，“虽然整天面临着像张爱玲说的咬啮般的烦恼，但出版仍然有让我觉得热爱、未知、激情四射和甜蜜的部分，这部分主要来自个人和作品的碰撞，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和碰撞。这才是我做出版最大的收获，你遇到了很多高贵的灵魂，也收获了很多共同奋斗、相互扶持的友情”。

努力是我唯一的天分

杨晓燕描述策划选题、推动选题成型的过程，是从零到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十分“熬人”。

北京大学学者赵长征曾经写过一篇火爆的文章《记一次漫长的拖稿》。因为他经常谈论军事，2008年7月，时为北京贝贝特主编的杨晓燕约他写一本书《古人是怎样打仗的》，他也“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任务。等到着手行动，才发现压力山大，而本职的古代文学、对外汉语也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文稿便一拖再拖。

“多年来，她一直用电话、短信催逼的形式让我交稿，令我如芒刺在背，胆战心惊。虽然我一再拖延，令她极为光火，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而是一直鼓励我写下去。”赵长征回忆道，等他正式开工，十年已过，正式出版，已在杨晓燕约稿的十五年后。他开玩笑说：“勤能补拙。如果连勤也做不到的话，就拖长时间。一年不够就拖两年，两年不够就拖十年，十年不够就拖二十年。坚持下来，坚持就是胜利。只要编辑还没有被你拖死、气死，一切就都还有希望。”

杨晓燕提起了赵长征的这个故事，但又轻描淡写地说，催稿对于出版人是家常便饭，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部分工作。高校教师有科研压力、有学生事务，有许多比写书紧急的事情和项目，很多年轻编辑催着催着，就没有信心了，“但我觉得一个编辑，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力，加上你的诚意和专业性，那么，这位作者，大概率会被你打动与你合作的，关键是‘锲而不舍’。”

耐力，或者说坚韧，也许是杨晓燕最终获得作者、获得作品的那个关键词。这里面没有什么秘诀或捷径，她很早就知道，最笨的方法可能是最快的方法。她读黎贝卡的小书，读到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黎贝卡的学校里有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野心、自己视为偶像的前辈，一直怀才不遇，年纪轻轻郁郁而终。她也跟着作者感慨，又觉得所谓怀才不遇，“有时可能仅仅因为你不够踏实，不舍得下笨功夫”。

世上聪明人很多，但她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坚韧，在别人放弃的时候仍能努力坚持下去，并谈起了签约胡泳的过程。这位北大教授24小时陪护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故事在网上发酵之后，许多出版社的编辑联系胡泳，“我通常不是获取信息最早的，还有可能是最后一波。我抵达的时候很多编辑已经行动了，但我一旦心动，会以最快的速度与作者见面，面谈之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坚持跟进，所谓‘不抛弃，不放弃’。所以我在乎的作者，通常一段时间后总能达成合作。”胡泳的《照护记》，从接触到签约，杨晓燕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这样的笨功夫，一直伴着她的出版历程，让她确信“努力是我唯一的天分”。一个策划编辑要从零到一，把选题变成完美的稿子，再以合适的方式出版，以合适的方式抵达读者，过程中有海量的、熬人的细节。杨晓燕说自己在做策划编辑时的状态，“一边签选题，一边催稿，一边做书，一边推销书，中间被密密麻麻的细节所填满”。如今，她的角色转为出版人，看稿时间变少了，但仍然继续和伙伴一起讨论选题、签约选题、推动选题，周而复始地把文字变成实体书。

逆境中也会有光亮

《岂不怀归》首印1万册，一个月内加印了4次。当时，首印数就让作者社会学领域的朋友们大为吃惊（通常学术出版2000册），“我就乐了，如果连1万册都印不到，我为什么要做？”杨晓燕反问道。

就在那个时候，有记者问她，是不是社会学的书火起来了？她觉得不能就此下定论，《岂不怀归》是独立的、偶发的事件。到现在，她仍然不认为社会观察类的图书有多火，“但至少我们在这方面的持续努力，会被大家关注到”。近几年，一批社会纪实作品进入大众视野，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它们和陈年喜、王计兵等人的作品一起，来自底层民众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在她看来，这本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火热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向往、期待，就是记录我们当下的时代或说‘不一样的社会观察’的可能性”。

《岂不怀归》之后，2021年和2023年，杨晓燕又出版了前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易小荷的《盐镇》，前者是对东北两个家庭的阶层跃迁的记录和思考，后者是对乡镇女性的情感与命运的观察。在“不一样的社会观察”书系中，除了社会学者，媒体人的作品也占有相当比重，杨晓燕认为这是因为“媒体人本来就在观察社会，对于各种社会问题和变迁比较敏感，写作能力水平也比较高”。

知名非虚构作品《盐镇》是易小荷的第二部作品，她的首作《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是她的早期作品，都由杨晓燕出版。两人因书结缘，并成为好友。两本书相隔七年，其间，杨晓燕一直在鼓励她继续写出更好的作品。拿到《盐镇》稿件，杨晓燕就为这个题材而激动，第二天就向易小荷发去了合约。“这是我喜欢的题材，我毫不犹豫选择《盐镇》，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来自底层，来自小镇，对底层民众具有天生的共情和关怀。”她觉得，很多时候决断一本书的好坏，是基于本能的判断力和认知，它的深层是共情能力。“如果缺这一环，看到作品内心就不会产生涟漪。”

她认为，判断力是出版人首要具备的素质，知道什么是好的内容。其次是激情，那种必须拿下的决心和勇气。最后她提到了坚韧，许多年来，坚韧的个性让她拿下了很多不可能的作者，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这种深情和韧性，也体现在杨晓燕对于出版前景的判断上。在业界普遍悲观的当下，只有少数出版人仍保持着奋力前行的决心与信心，杨晓燕是其中格外坚决的一位。“出版业难，别的行业不难吗？我们处在一样的艰难中，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想办法负起自己的责任吗？”她反复自问，再三确认，“只要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就怀抱美好的愿望，朝着对的方向继续努力。”当下，她会更加严苛地选择每一个作品和作者，更加努力地做好每一个细节，“出版是靠积累的，我相信通过我们的积累，即使在逆境中也会有光亮出现”。

贝贝特图书

【人物简介】

杨晓燕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02年进入出版业。曾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大众馆主编、北京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编辑、琥珀主编，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编辑。曾策划出版《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王小波独家作品、余秀华作品、罗新《从大都到上都》，以及《六神磊磊读唐诗》《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畅销书。

“不一样的社会观察”书系自2020年出版《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以来，已出版《张医生与王医生》《盐镇》《小镇做题家》《新生育时代》《人间明暗》《树儿》等，还有多种图书正待出版。其中《小镇做题家》《新生育时代》获评2024第一财经年度人文图书。

举报文章作者